民族经济学刍议

在我国，民族经济的存在是一个不征的事实，但是，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对待和研究，却是近年来的事情。尽管如此，民族经济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而成立，在学术界还存在着分歧。

笔者认为，一个学科能否成立，关键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具有鲜明的特性，是否与相关学科有明显的区域界定。就此而言，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可以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非常特殊，是其它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学科无法包容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民族经济学所面临的对象却又是异常特殊的。从其所指称的地域看，所谓“民族地区经济”只是一个集合性地域概念，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从民族地区经济存在的表象看，大量的“不经济”甚至“反经济”现象，也必须纳入民族经济研究的视野，构成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及现状看，无论其发展方式还是其演化规律，与中部和东部相比，在其总体上表现出后发展特征，属于后发展地区，民族经济学致力于这种“后发展”研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从历史文化背景看，少数民族地区在其思维方式、人文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观念、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尤其是经济理念方面，具有更大的特殊性。例如，不顾经济实力的祭祀消费、宗教消费、人情消费、显富消费、迷信消费等。上述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展示，将民族经济学一步步推向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

第二，民族经济学揭示民族经济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使其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同中部和东部相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呈现出诸多特殊性：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及演进的缓慢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及体现生产力性质水平的单一性、以原始思维方式为基本特征的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抑制性、经济主体的残缺不全、资源相对丰富与技术十分落后的尖锐矛盾、人力资源严重的匮乏、“一步跨千年”式的社会制度跃进与资本原始积累断层的巨大差异等，这就为民族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及层次揭示其特殊规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族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民族经济发展在上述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揭示出其特殊规律，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第三，民族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殊性。民族经济不像沿海的“工厂型经济”或商品型经济，而是一种“自然型经济”或资源型经济。这种类型的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一般类型经济极不相同的特性：由于“自然性”特征，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听天由命”的经济。它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每年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减灾防灾的成本较高。就整体而言，在短时期内很难大幅度提高其经济效益，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古典循环”的属性，起伏和波动都很大。由于“资源性”特征，导致开发它的资金需要量很大，对加工业市场的依赖性也很大，一旦资金和市场满足不了其需要，它就不能发展壮大；基于前述民族地区的人才缺乏、观念相当滞后，于是必要的行政手段，在一定时期就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总之，民族经济的发展，除了像内地和沿海经济要受市场和行政的调控外，还要受大自然的调控。

第四，民族经济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它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等重大问题紧密相关，其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民族经济具有极强的“政治经济”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仅仅用纯粹经济观点、经济手段来看待和处理民族经济问题的，民族经济是民族工作和经济工作、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统一体。其次，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国防经济”的性质。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西南、西北的广袤边境地区，因此，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加快民族经济的建设，是我国边疆固若长城的基本保证。再次，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所面临的是双重任务——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方面要补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欠帐，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赶上全国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在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毫无疑问，这个过渡在诸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上，将会异常艰巨。不仅如此，民族经济的现代化还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由于民族经济学面临特殊的研究任务，具有特定的、与其它经济学科有着明显区域界别的研究对象，需要揭示其特殊的运行规律，还要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因此，民族经济学可以也必须“独立”出来。这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向西部倾斜的战略部署的贯彻和实施。